这也是他要甩手不干的另一条理由，他把这看作是对上的软抗争。既然业务不干了，不管是谁，又能怎样呢？宁肯不干，也不能让任何人从这笔业务中大发不义之财！剩下的就是那些小报纸的恶意人身中伤和诽谤。以前刚开放时，一封贴着八分钱邮票的投诉信就能把一个领导查半年，管你是哪一级的领导。而现在更加开放，小报纸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有人给钱，有人给赞助，报纸的消息能多卖钱就登报，这哪里有任何的法制观念。看看北美的这个社会吧，你可以公开批评总统，但你不能恶意地对总统进行人身诽谤和诬蔑，否则马上会有律师对你起诉。南江市已经很开放了，律师也有，但是法制观念还是不强。所以一定要回去，马上就找律师，控告这家报纸。这是一个必赢的官司，报纸说他从这笔业务中已经拿到了十多万的美元。虽然报纸上说是市领导，但那也已经再清楚不过，因为海外上市的业务一直是他亲手抓的。这次又是他自己亲自出马，报纸还说一旦集资成功，他将会从现在的中间人手中拿到更多的好处，多到你无法想象。中间人拿到了好几千万，市领导的好处会少吗？上百万是保守的。市长想到这里，心口一阵阵地作痛。不过小报纸的报道也从另一侧面说明，贪污受贿越来越严重，每一次经济大潮到来之时，都会有一批人乘机贪污受贿，而且不止是十万、百万的，甚至更多的都有了。他清楚地记得，1982年他作为一家大企业总经理和外方谈一个合资项目时，事成之后，外方通过中间人给了三千美金。他当时收下来，觉得项目已签，他并没出卖国家，中间人也赚了很多钱，这三千美金根本不算什么。但是对他自己来说，在当时那比他全年的工资还要多很多倍。过了一个星期，他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慌和不安，他把钱还给了中间人，但并没声张，也没让对方难堪。1985年他当经贸委副主任，在负责一个大型引进项目时，其中的一个外资承包商也是通过中间人送他一个牛皮公文包，打开一看，什么也没有，还是他妻子在夹缝中发现有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着一万美金。他再也按捺不住，让妻子赶快退回去。他妻子说：“你天生没胆量贪污受贿，也许你只有胆量和贪污受贿的人斗！”他真的开始斗起来。先是把钱公开退回去，写信批评了中间人，还把信转给了承包项目的外方、一家中等规模的私人公司，他认为行贿和受贿是同样可憎可恨的。仔细看看，但凡跨国的大公司、上市公司他们很少搞这些，而一些不大不小的私人公司、家族公司却对此津津乐道。不过话也说回来，国内的政府官员收入也实在太低，看到一点钱就心动。所以新加坡等都使公务员的收入很高，施行养廉。他也很清楚，清廉不能光靠说，清廉也不能生活在真空里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你不能对清廉的人当面泼污水，背后捅刀子。上面压，背后捅，下面绊，他觉得当市长实在是太累，累得他真羡慕多伦多的市长，只管治安、环保、消防之类的事情。经济已转向市场，企业也不要再找市长了。市长不是市场。不干倒是最好的办法，一了百了。
市长喝了一口咖啡，看到肖翰还是一副不肯罢休的表情。“你要是还有什么话，就全说出来。要不我要回去了，旅馆里的人还等着我研究一个合资项目呢。”
（五十七）
《最后的选择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